以山东德州方姓女子被婆家虐待致死案为切入点
案情回顾
2016年农历11月18日方某与张某结婚。
2018年7月以来，因方某无法怀孕，加剧婆家与方某娘家的矛盾，故方某公公、婆婆、丈夫均对其实施不同程度的殴打、饿肚子、冬天户外罚站等行为。
2019年1月31日晚，22岁的方某离世。
2020年1月22日，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方某公公、婆婆、丈夫分别因为虐待罪判处2-3年的有期徒刑，其中丈夫缓刑3年。判决结果出来后，方某亲戚寻找律师，继续上诉。2020年2月19日，德州中院裁定发回重审……
引言
2020年11月17日，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布《关于被告人张吉林、刘兰英、张丙涉嫌犯虐待罪一案有关情况的通报》称，禹城法院已另行组成合议庭，拟于近日公开开庭审理该案，将严格依法审理该案、接受社会监督。随后，2020年11月19日，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在官方微博发布《通报》称，德州中院经依法审理，认为本案未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，原审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，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两则通报先后一出，网络上又跟当初该案件一审判决后一样，瞬间一篇哗然，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法律界的广泛讨论。
笔者最初看到这两则消息，半分欣喜半分感慨。欣喜案件发回重审，寄希望于重审结果能够统筹兼顾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，将司法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情感相结合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保裁判结果最大限度接近社会预期，告慰逝者。另一方面又错愕感慨中国的司法运行体系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公平正义不能单纯依靠在个案中通过舆论绑架司法来实现，山东方姓女子案有幸借助了舆论的东风，那些无舆论可借助的公平正义又该如何保障？其次，舆论之意不断绑架司法运作，如何做到司法独立？也会大大破坏现有的司法运作体系，不断架空规则，法律失去其可预测性与可期待性这也足以是一件让人惊恐的事。
笔者思考
基于此，引起笔者的强烈好奇与多处迷惑：（1）为何该案以虐待罪处罚，社会可接受度如此之低？无论是法律界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大众均觉量刑畸轻？（2）那么在本案行为入刑虐待罪，但该罪名的刑罚又不足以完全评价其犯罪行的情况下，司法实践者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。（3）本案除满足虐待罪的入刑条件外，也明显符合故意伤害的表现形式，在虐待罪无法完全评价犯罪后果时，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故意伤害罪等。
带着上述迷惑，激发了笔者对于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刑法边界的如下思考：
法律适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0条【虐待罪】 “虐待家庭成员，情节恶劣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犯前款罪，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
（1）客体要件：特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（基于婚姻关系、血缘关系、收养关系等）。
（2）客观要件：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、折磨和迫害，具体表现形式为殴打、辱骂、禁闭和冻饿等，行为必须有经常性和一贯性，且情节恶劣。
（3）主体要件：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，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成员，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与抚养关系等。
（4）主观要件：主观表现为故意，无论出于什么动机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【故意伤害罪】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犯前款罪，致人重伤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本法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。”
(1)客体要件：他人的身体权。
（2）客观要件：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，且损害他人的行为是非法进行的，且前述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一定程度上的损害，即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。
（3）主体要件：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
（4）主观要件：表现为故意。
因虐待罪也会导致被害人身体伤害的后果，所以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往往容易混淆。对于准确把握两罪的边界，实质上更应该从主观故意、所实施的暴力手段、方式以及是否立即、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进行综合判断。
笔者认为，对于被害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健康的故意，只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精神上的痛苦，长期实施虐待行为，逐渐造成伤害最终过失导致重伤、死亡的，属于我国刑法260条规定的虐待罪。但对于经常性、持续性、反复性的实施家庭暴力，虽看似符合虐待罪的表现形式，但主观上有希望、放任被害人重伤等的故意，或者持凶器进行暴力行为，手段残忍，暴力程度较强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。
方某被婆家虐待致死案虽属于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致死事件，其犯罪主体是家庭成员，即方某的丈夫和公婆，且满足虐待罪长期、反复的表现形式，但客体上方某的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受到了严重侵害，并非是单纯造成肉体精神上的折磨。根据网上流传出的被告人供述及一审判决中记载的尸检结果等，笔者推测很大可能有持凶器的暴力行为（最终以法院查明事实为准）。
那么，禹城法院仅依据是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的暴力致死事件，判处方某丈夫和公婆虐待罪。该判处结果放大了犯罪主体的家庭成员身份，忽视犯罪行为本身的手段残忍、暴力程度、以及对于被害人生命权侵害的放任态度。事实上，在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之外设置虐待罪，立法本意是旨在对家庭中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的保护，但该保护不是特别保护，即家庭成员之间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只能适用虐待罪。故对于司法实践者而言，厘清罪名之间的边界关系非常重要，否则机械适用罪名，就如本文引用案例而言，以虐待罪判处，大有刑法变相纵容家庭成员之间伤害和杀害之意。
刑罚程度
虐待罪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，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即该罪的最高刑罚是七年有期徒刑。
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，即该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。
德国刑法第225条虐待被保护人罪规定，虐待致人死亡或严重之健康损害的，处1年以上自由刑，即最高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。与此相对照，其刑法第226条规定的严重伤害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；第227条规定伤害致死处3年以上15年以下自由刑。也就是说，德国刑法虐待罪的法定刑不低于伤害罪的法定刑。与此相对照，我国虐待罪的法定刑远远低于伤害罪的法定刑。
我国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在刑法第260条增加一条，即第260条之1 条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：对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患病的人、残疾人等负有监护、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、看护的人，情节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有第一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笔者认为，按照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的立法本意，当虐待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，由此对照，虐待罪的虐待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这样才符合刑法第260条的立法本意，同时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回归引用案例，从网络上的多家采访报道来观，也可以推测方某或许也有精神层面的问题，该情况也应当成为法院查明跟考虑的事实，若属实，则方某也当然属于被监管、看护的弱势群体，适用第260条之1 条的规定进行案件裁判，也能做到合理评判。
告诉形式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1条，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属于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，其中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，故意伤害罪属于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。
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有自诉和公诉两种告诉形式，这表明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因其犯罪主体、犯罪形式和犯罪结果的多样。告诉形式的可选择性是方便被害人更好的维权，当被害人自己或者经过检察机关最终诉至法院，法院应当综合犯罪主体、犯罪形式和犯罪结果认定具体的罪名，而非形式化的套用罪名结案。
笔者认为，方某被婆家虐待致死案明显属于僵化套用，侧重犯罪主体的身份特征，弱化了犯罪结果，忽略了该判决的社会影响效应。
结语
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对比，其实可以看出，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虽易混淆，但通过理解罪名的内涵外延仍然可以作出区分，且非完全的对立评价关系。就引用案例而言，细节事实的进一步把控实质上对于定罪量刑而言，反而更加的清晰。
笔者也留意到很多要求修改法律的声音，但遇到实践问题我想，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、法律实践者，首要思考的应当是如何运用当前法律，对于法律的适用是否存在误读误解，从而来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运行。而非一遇到非与以往的特殊情形，就认为是法律规定不合理，虐待罪从来都不是家庭成员间犯罪的避难所，此次案件的审理既是一剂警醒针，暴露案件裁判处理僵化狭隘的司法现状，让裁判者在以后的审理中更应提高警惕，也暴露了我国司法或多或少遭受舆论干扰的弊端，离真正的司法独立还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，司法不应当被舆论引导，司法亦不应当纵容具有特定身份的成员故意伤害和杀害。
对于方某案，笔者与大家一样，持续关注后续审理。欢迎交流探讨，不足之处敬请指正！
陈婧律师，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，知识产权法学硕士。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具有十多年律师从业经验，自执业以来处理多起大标的民商事纠纷，均为当事人挽回上千万经济损失。且曾担任了几十家房地产类、融资性担保类的企业常年法律顾问，均取得良好的服务效果。也担任多起经济类犯罪的辩护人，成功为当事人打掉罪名或减轻量刑。
擅长业务领域：合同类、金融类、公司类民商事诉讼、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及经济类刑事犯罪辩护。
陈亚兴律师，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，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。曾就职于广东某中级人民法院，熟悉各类民商事案件诉讼流程，具备丰富的诉讼实务经验。自执业以来，成功代理多起合同类、金融类、公司股权类民商事纠纷，也担任了各类中小型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，为其提供了优质法律服务。